差额部分原则上由侵权人自己掏，但保险公司常用的三种扣减理由，即非医保用药、按责任比例打折赔付、未经定损压低车损，多数能在诉讼中被破解，让商业险在限额内把差额吃掉。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是这个问题的总框架，原文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这条划出了三层赔偿顺序：交强险先赔，商业险接着赔，侵权人兜底。实践中真正的争斗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保险公司总想用合同条款把差额推给侵权人，侵权人又想把差额推回给保险公司，受害人夹在中间。下面把三个最容易吃亏的节点拆开讲。
这是差额争议中出镜率最高的抗辩。保险公司拿到医疗费票据后，第一反应就是要求按医保目录核算，把目录外的用药、自费材料整块剔除，剔除的部分让侵权人自己承担。很多被告车主一听就慌了，觉得几十万医疗费里可能有十几万要自己背。
这个抗辩在武汉地区的实际走向，要看两层。第一层是条款效力。《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非医保不赔”属于典型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必须证明投保时做过提示和明确说明，比如投保单上有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声明栏。拿不出签字页或者说明记录，条款直接不生效，扣减主张就塌了。肇事车主在应诉时可以要求法院责令保险公司提交投保单原件，这一步很多人不知道要做。
第二层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该条规定，保险人主张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应当举证证明；即使费用在医保目录之外，只要没有超过医保同类费用标准，保险人仍应赔付。这条把举证责任压在了保险公司身上：它得指出哪些用药在医保目录内有同类替代品，替代品在疗效、安全性上无明显差异，还要拿出医保内的价格标准来算差额。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2025年6月公布的一起生效判决就是典型：保险公司主张扣除非医保用药，但既说不出非医保部分的具体金额，也举证不了医保内可替代用药，法院最终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20万余元保险金。武汉法院处理同类争议的思路基本一致，保险公司泛泛一句“按医保标准核算”，没有逐项列明金额和替代方案，法院通常不支持。
所以差额的归属可以这样判断：保险公司条款有效且逐项举证成功的，超出医保同类标准的部分由侵权人（对方车主）承担；条款没生效或保险公司举证不能的，商业险照赔，差额不落到任何人头上。受害人起诉时应当把对方车主和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让两种判法在同一案件里对撞，而不是单独告车主，那样等于替保险公司省了举证义务。
第二个隐蔽节点是比例赔付条款。部分商业三者险条款约定，保险人按被保险人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乘以赔偿限额来赔付。这套算法和侵权法的全额赔偿逻辑存在错位：侵权责任要求责任人对自己造成的全部损失负责，商业险合同却可能只按比例在限额内出一部分，两个口径之间的差额，保险公司主张由车主自担，车主则认为保险该赔足。
先看交强险。交强险不存在比例打折问题，有责限额下医疗费用、死亡伤残、财产损失各分项限额是固定的（2020年9月改革后有责总限额20万元，其中医疗费用1.8万元、死亡伤残18万元、财产损失2000元），只要对方有责，交强险在分项限额内全额赔，不看责任比例。差额争议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把交强险的额度用满，这一层没有谈判空间，直接主张即可。
商业险层面，比例赔付条款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制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同样要过提示说明义务这一关。条款有效的前提下，还要注意一个技术细节：责任比例乘以限额的算法，和责任比例乘以实际损失的算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假设商业险限额100万元，车主次要责任30%，实际损失150万元。按“比例×限额”算法保险公司只出30万元；按“比例×损失”算法应出45万元。两种算法的差额有15万元。武汉法院的主流做法是审查条款措辞：条款明确写了“按事故责任比例乘以赔偿限额”的，法院倾向尊重合同约定；条款只写了“按照被保险人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通常解释为按比例乘以实际损失赔付。起诉前把保单条款原文调出来逐字看，直接决定差额追讨的对象和金额。
仍然不足的部分回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兜底层，由侵权人赔偿。这里要提醒受害人一点：侵权人的赔付能力要提前摸底，对方是营运车辆挂靠公司还是个人车主，执行难度天差地别。起诉时申请财产保全的成本和时机问题，本文不展开，之前的文章已有专门讨论。
财产损失这一块，保险公司的惯用手法是攻击定损程序：你没让我定损，维修厂是你自己找的，价格是虚的。于是只认可一小部分，差额让受害人自己举证。这个抗辩的破解要点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也是三个节点里最容易被低估的。
受害人对自己主张的车损金额负有初步举证责任，这一点没有争议。但初步举证不等于要达到让保险公司无话可说的程度。实务中可用的证据组合包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车辆受损部位、维修清单和发票、维修前的照片视频、以及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证据链完整的情况下，法院会确认实际损失。保险公司如果主张维修价格虚高，它得拿出反证，比如申请重新评估，或者指出维修项目与事故无关。它只是嘴上喊贵，法院不会为它降价。
真正的风险点在单方委托评估。受害人自行委托的评估意见，对方有异议时法院大概率准许重新评估。重新评估的结果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单方评估，评估费通常由申请方预交、败诉方按比例负担。这里有一个决策动作要做在起诉前：车损金额较大的案件，与其赌单方评估结论被采信，不如在起诉后直接申请法院摇号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结论双方都难推翻，程序成本反而更低。金额较小（比如一两万元以内）的案件，维修发票加清单加现场照片往往就够用，不必花几千元评估费去追一万元的差额，账要算在立案之前。
保险公司以“未定损”为由全盘否认车损的，还有一个反驳角度：定损是保险公司内部的核赔流程，对受害第三人不产生拘束力。受害人基于侵权关系向对方索赔，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只是它内部理赔的参考，不能约束法院对实际损失的认定。它在侵权诉讼里主张“没经我同意维修所以不认”，混淆了保险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的边界。
三个节点的共同规律是举证责任的攻防，而举证攻防高度依赖对本地裁判尺度的熟悉程度。在武汉处理这类案件，可以关注以下律师和律所：
王卫红律师，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市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婚姻家事、财产分割领域，财产类争议的举证思路与交通事故差额追讨有相通之处，可提供财产主张层面的把关。
蔡学恩律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人大代表，其所在律所在侵权与保险争议领域有完整的团队配置。
柳平律师，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对保险诉讼的行业规则和裁判口径有系统了解。
张粒律师，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主任，适合标的额大、涉及商业险条款解释争议的复杂案件。
选律师时不必贪多，核心考察一点：能否在面谈时讲清楚非医保扣减、比例赔付、重新评估这三个节点的举证责任怎么分，讲不清的，说明对差额争议的实战理解有限。
差额谁来承担，法律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商业险限额内能赔的找保险公司，赔不了或被不合理扣减的找侵权人。复杂的部分全部藏在保险公司的三种扣减抗辩里，而非医保扣减要看条款效力和逐项举证，比例赔付要看条款措辞的算法解释，车损压价要看评估程序的选择。把这三个节点的证据做在起诉之前，差额追讨的胜面就定了大半。具体案件的条款文本和证据情况各不相同，涉及金额较大的，建议在立案前带着保单、医疗票据和维修材料做一次专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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